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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初期的天津市戏曲学校

发布日期:2021-11-06 07:23   来源:未知   阅读:

  1952年10月,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天津河北梆子代表团的韩俊卿、金宝环分别获得一、二等奖。当时,天津河北梆子代表团的38位老艺人,平均年龄52岁。

  1954年,天津市召开第一届人代会,韩俊卿、银达子两位代表联名向大会递交提案,建议创建戏曲学校,以解决戏曲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会后,李耕涛副市长亲自到河北梆子剧团现场考察,又听取有关部门调研论证。同年11月4日,市政府召开第30次联合办公会议,认为天津是北方戏曲的重要发祥地,在全国剧坛占有重要位置,为推动戏曲艺术的发展,培养新型戏曲接班人,不仅应该,而且有能力创办一座戏曲学校。市政府拨给文化局建校专款,要求年底之前动工。

  1956年3月建校工程基本完工,学校位于大直沽后台,建筑总面积2394平方米,包括主楼三层和楼侧练功房两大间以及楼后二百余平方米的食堂与厨房。

  天津市戏曲学校初建时只设河北梆子、评戏两科,1956年6月,面向全市城乡及周边县镇招生,评剧科招收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学制四年。梆子科招收高小毕业生,演员班学制七年,音乐班学制五年。千余名考生经过面试、初试、复试和文化课考试,最终共录取120人。我被河北梆子科音乐班录取。

  天津戏校首任校长由市文化局党组成员何迟兼任,副校长由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戏曲小说教研室主任华粹深教授兼任,王韧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1956年9月3日,在新华路上的“小剧场”(即后来的延安影剧院),由校长何迟主持开学典礼。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市文化局副局长朱仄,戏曲界代表杨宝森、韩俊卿、李文芳、王庾生等到场祝贺。

  戏校刚开学的时候,业务课、文化课教室,师生们的宿舍,全在那座三层的主楼里,有些专业课如教唱腔、教台词、吊嗓子等,就在老师的宿舍里上。练功房也只有两大间,上基本功课根本不够用,把子课只好在院子里上。

  学生入学后在学校集中住宿,周六下午课后可以回家,次日返校上晚自习。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练功,压腿、下腰、耗顶、劈叉,然后是打把子、翻跟斗。上完基本功课,吃早饭。接着是剧目课,按照自己被分配的行当,跟老师背台词、学唱腔、吊嗓子以及练习形体动作。午饭后休息一会儿,下午要连续上四节文化课,有数学、文学、历史、政治(头一学年还安排了地理课、植物课,到1957年秋天,这两门课取消了)。晚上七点到九点是晚自习时间。

  每晚十点吹熄灯哨,值日老师挨屋催促学生们熄灯睡觉。很多同学睡觉时,两条腿疼得翻不了身,总觉着身子疲惫不堪,歇不过来。尽管如此,同学们牢记老师在课堂上常说的一句话:要想人前显贵,必先背后受罪。大家学艺心切,都憧憬着早日成为登台唱戏的演员,每天熄灯铃响过许久,练功房里仍有不少同学在吊腿、劈叉、练习形体动作,值日老师一遍又一遍地来催,同学们这才不情愿地往宿舍走。

  戏校实行供给制,一年发一身练功服、两双练功鞋;每个月发理发票两张,从校外聘请理发师傅,每半个月到学校来给同学们理一次发。学校里没有浴室,同学们每周集体排着队到中山门浴池洗一次澡;每个月到离学校较近的第二工人文化宫看一场电影。一日三餐,同学们吃食堂,八人一桌,按桌打饭。食堂提前公布下周食谱,经常变换花样。早餐有豆浆、稀饭、油条、馒头、豆包儿,倒换着吃,午饭和晚饭有荤有素。包饺子、包子时,食堂会找一些大同学去帮厨。

  旧社会学戏,徒弟练功吃不了那份苦,难免有偷懒的时候,恨铁不成钢的师父一旦发现,抄起手边的家伙没轻没重一通狠打,所以在民间有“打戏”之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办戏校。学生挨打不挨打?一些家长对此不放心。每当周末孩子回家,家长们总是再三追问这个问题。听孩子说没有挨过老师打,家长们放了心。也有个别同学的家长,听说自己的孩子学戏不挨打,反倒着起急来,找到学校央求授课老师打自己的孩子。原来,这几位家长记得旧社会有“打戏打戏,不打不成器”的说法,误以为不挨师父打的徒弟,是不够当演员的材料,打也打不出来,就不打了。经过老师再三解释,这几位家长才满意而去。

  天津戏校的教育方针是:“全面发展,因材施教,普遍培养,重点提高。”把继承优秀传统放在教学的首位,把培养文武兼备、唱做俱佳的演员和“六场通透”的乐手作为专业教学的最终目的。学校有教育方案和教学大纲,对每个学科课程的设置和要求,对每学期、每个年级、每个学生的训练计划都有周密安排,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落实。学校发给每位任课老师一本教学日志,下课后任课老师都要在上面填写课堂教学和同学出勤等情况,有的专业课老师不会写澳门六合免费资大全就让学生代填。

  学校领导特别强调从课堂教学中发现人才,挑选条件好的学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课程安排上给予特殊照顾。以重点培养对象为中心,安排教学剧目,根据剧目需要以戏带功,急用先学。各种行当的同学成龙配套地培养,为各班同学尽快登台表演做准备。如果个别同学在某一方面显露了良好天赋,学校领导便采取“分槽喂养”的方式,安排合适的老师为其单独开课,谓之“开小灶”。还可能保送他到某剧团跟指定的名家学习某出独有剧目或某个特色技巧,这种教学方式被称为“送出去留学”。当年天津戏校所采用“教育方案是骨架,教学大纲是血肉,因材施教是灵魂”的专业课教学方式,加速了学生的成长。

  1956年冬季的一天傍晚,李耕涛副市长到戏校看望师生,在二楼大教室里面对着学生们整齐的队列,朗声说道:“社会主义的戏曲学校,不同于旧社会的科班,它培养的目标是有文化的戏曲艺术家,不是一般的艺人。将来你们毕业后,不光会演戏,还能编剧本,写文章,有实践经验,又懂理论。”我们这些戏校的学生竟然有机会当面聆听市长的教诲,别提有多兴奋了。

  开学前,学校从天津、北京、河北省等地请来的专业课老师,绝大多数早年都是辉煌一时的名角,同学们能跟这些前辈学艺,真的是做梦也梦不到的。学校为了保证文化课教学质量,特邀河北大学中文系高熙曾副教授、诗人闵人、毕业于南开大学的高才生张国贤等先生担任文化课教员。这些老师在课堂上,结合专业课的进程穿插讲授相应的戏曲知识,内容生动,不枯燥,不仅增强了同学们对文化课的兴趣,而且让同学们对舞台的艺术现象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而加深了对戏曲艺术的理解。

  过了一个学期,学校又增设音乐课,让学生们学习乐理和识谱,一些同学很快就学会了用简谱记录老师所教的唱腔,方便了课后自我练习。

  天津戏校有严格的教学制度,有老师手把手正规传艺,同学们的专业课进步十分明显。入学八个月,梆子科全科同学就已经学会十多出戏,有文戏,有武戏,包括生、旦、净、丑各种行当。1957年1月21日下午,评剧科、梆子科在市总工会干校礼堂举行第一次教学汇报演出,先由六十多位同学相继演唱了十六段梆子、评剧选段,然后由梆子科演员班的同学彩唱《投县》《小宴》两折戏,音乐班的同学担任伴奏。文化局的有关领导对师生们给予鼓励和肯定。

  此后,评剧科、梆子科又多次举行彩排,同学们的舞台实践经验逐渐增多。1957年6月1日,在人民剧场第一次实习公演,票价两角、三角,梆子剧目有《喜荣归》《投县》《打瓜园》《杀寺》《江东祭》等,评剧剧目有《王定保借当》《花为媒》等。每场实习演出结束,学校召集老师对演出作点评,肯定成绩,指出不足。任课老师和学生根据大家的意见进一步加工锤炼。课堂教学与演出实践紧密结合,增强了同学们学戏的兴趣,坚定了刻苦练功的信心,表演水平也日益提高。

  1957年10月,天津戏校梆子科的学生居然登上了能容纳两千余名观众的第一工人文化宫的舞台,实习演出剧目又增加了《辛安驿》《算粮登殿》《汴梁图》《金水桥》《杀楼》《夜审姚达》《广泰庄》《三上轿》《七星庙》等十余出。戏校学生每次演出,《天津日报》《新晚报》都予以报道,还刊登戏曲界专家撰写的评论文章,为天津戏曲界后继有人喝彩。

  从那以后,天津戏校学生的实习演出接连不断,在人民剧场、小剧场、新华戏院、第一工人文化宫等场所,都经常演出。每期实习演出都有新剧目问世。短短两年时间,戏校梆子科学生演出的剧目已然增至五十多出。

  戏校初建那些年,来天津巡回演出的各地剧团特别多,什么剧种都有,按照当年的惯例,这些剧团要利用上午时间安排一场招待文艺界的演出,互相观摩、互相交流。每有招待场,文化局必然提前通知戏校,安排师生们去观摩。演出剧场都在市中心,不是在一宫、中国大戏院,就是在人民剧场、人民礼堂、华北戏院,从大直沽后台到这些剧场,路途可不近,戏校没有交通工具,师生们要自己坐公交车来去。同学们十分珍惜这种学习机会,可是有些同学花不起车钱,尽管往返一次不过两三角钱,那也掏不出来,只好步行来去。一下基本功课,我们顾不上吃早饭,便三五成群地赶紧出发,穿过大直沽中街,顺六纬路气喘吁吁地连跑带颠。遇上冬天下大雪,照样一步一滑地步行。赶到剧场时,身上披着雪,眉毛上挂着霜,看戏时越坐越感到浑身冰凉。身体的热量把汗水湿透的内衣刚刚焐干,戏也演完了,我们又得往回赶路,而且比来时跑得更急,否则,回去晚了错过食堂开饭时间,连午饭也没处去吃。看几次戏节省下几角车钱,再看脚下磨破一双布鞋,回想起来也够亏的。

  那些年,我们这些戏校学生经常有机会观摩来自国内各地文艺团体的演出,有戏曲,也有歌舞、话剧、木偶、杂技,还看过蒙古、朝鲜、波兰、泰国、柬埔寨、苏联等外国文艺团体来华演出,这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天津戏校陆续接待过几批到访的外宾。1956年深秋,华粹深副校长陪同一位英国女作家到戏校参观,观摩了梁蕊兰老师的课堂教学,还到学校图书室参观藏书及唱片。

  1957年仲春,印度乌黛香卡歌舞团在天津访问演出期间,来到戏校参观。那天上午春雨淅沥,印度客人们参观了戏校的基本功课和教室排练,又兴致勃勃地步行到戏校隔壁市总工会干校礼堂,观摩了同学们表演的《喜荣归》《打瓜园》等几出折子戏。

  那时节,外地剧团来天津演出,往往组织艺员们参观戏校。因为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几家戏校,一些省市的戏校多是1958年以后建的。1956年天津戏校开学后不久,中国京剧团(后来改为中国京剧院)到天津演出,杜近芳、李少春、袁世海等名角由党委书记马少波带领,利用演出余暇到天津戏校参观了专业教学,临走时在学校门前与全校师生合影留念。

  天津戏校除了专业课、文化课外,对学生的体育活动也有适当安排。每天上午有课间操,各班同学队列整齐,随着广播室播放的口令和音乐集体做操。学校还在大门前的空地上设置了篮球架,男同学们常在晚饭后到这里玩一会儿篮球。1957年五四青年节,学校团支部组织了一次全校会,有百米短跑、掷铅球、跳高等项目。

  学校后身不远处即是稻田,秋收后田野一片空旷。学校对面是麦地,收完麦子改作消防队的汽车教练场。1956年中秋节,全校同学和部分青年教师,在四周一片沉寂的广场上举办篝火晚会,每人分得两块月饼、两只苹果、一串葡萄,男女同学在篝火旁边吃边玩,尽情地唱尽情地舞,直到深夜才意犹未尽地回校休息。

  元旦临近,学校组织师生联欢活动,1956年12月30日那天,天空飘起鹅毛大雪,晚饭后,评剧、梆子两科师生在大练功房里举行联欢会,梆子科的刘海坤老师身着红袍,脸罩面具,手拿不砌末金元宝,表演《跳加官》,开场就把气氛营造得喜气洋洋。然后由同学们表演小节目,都是入校前就会的。同学们的节目表演完毕,由苗素珍、陶顺义两位老师合作表演花旦、小丑戏《打杠子》,彼时两位老师均已年过七旬,依然腿脚灵活,那“罗罗腔”唱得字真调响,演得诙谐有趣。后边是评剧科的李宝顺老师唱《李三娘打水》里的唱段,嗓音清脆,台风大气,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新年到来之前,团支部就组织准备给同学们的小礼物,装进纸糊的袋子,交给班主任老师,再由班干部在纸袋外面写上统一编号,另外把一张张写着编号的纸条放进一个纸盒子里。那天,新年联欢会节目表演完毕,团支部书记何道光老师带领几名班干部,组织同学们每人抓一张纸条,按照抓到的编号去领礼物。打开袋子,同学们发现各自收到的礼物不同,手绢、铅笔、日记本、小人书……什么都有。有一位同学领到的礼品袋里竟然有一支钢笔,同学们都来祝贺他。事后才知道这个礼物是王韧副校长送的。

  那时的大直沽后台,还属于远离市中心的偏僻地界,交通不太方便。津塘公路有一趟从解放桥开往张贵庄的17路公共汽车,但不知得等多长时间才来一辆。六纬路上有1路和2路无轨电车,分别从郑庄子、中山门新村通往解放桥和渤海大楼,在棉纺一厂有站。乘坐无轨电车较之乘17路公共汽车方便,因此,每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家在本市的同学们三五成群地离校,穿过义和街到大直沽前街,乘坐无轨电车回家与亲人团聚。

  戏校门前的那条津塘公路,据说是1945年修筑的,天津解放后重新改造,在车道两边栽种了齐腰高矮的柏树,整整齐齐的,那时觉得这条路挺宽敞、挺漂亮。彼时,大直沽还没有影剧院,附近也没有娱乐场所。大直沽后台一带唯一有物可购的义和街,便成了家不在本市的同学假日里打发闲暇的散心之所。义和街上有副食店、百货店、文具店、药店等买卖家,公私合营后街上很少有行商。苦练了一周的戏校穷学生三三两两,漫无目的地在街头转来转去,至多是花一角钱从合作社买一堆煮熟的老乌菱,或者花五分钱买一把金钩梨,同学间交换着吃,说着笑着走回学校。

  当年的义和街狭窄且长,却很宁静,只是路面高低不平,尤其是后台附近,地势低洼,每逢下雨,一片汪洋,几天后依旧泥泞难行。

  从大直沽后台进入义和街南口,从前有过一座药王庙,因为香火不旺,早在天津解放前就关了庙门。义和中街的药店附近,原来还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娘娘庙,后来拆除了。

  1958年,天津市委宣传部决定天津戏校增设京剧班,于同年3月借用儿童影院为报名处,经严格筛选,杨乃彭、李莉、苏德贵、何永泉等三十多名考生被录取。为充实京剧班师资力量,一批有造诣的京剧名家陆续调到天津戏校任教,杨荣环、杨宝忠二位京剧名家兼任副校长。京剧班新生入学后,京剧班老师发觉学生人数没有招够,校领导又从梆子科演员班抽调学生充实京剧班。不久,再次招考部分新生。与此同时,市里拨款扩建校舍,在原有教学兼作宿舍的大楼后身另建一座三层楼房。这样就缓解了校舍狭小的困难。

  同年10月,天津市委为适应全国的形势,决定戏曲学校只保留当年刚刚开课的京剧班,将河北梆子科、评剧科的师生,分别并入梆子剧院、评剧院,学生们一面继续学习,一面参加演出实践。

  后来,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教学内容逐渐丰富。1987年增设舞蹈、音乐、杂技、话剧表演等专业,校名改为艺术学校。2002年,艺术学校与北方曲艺学校合并,升格为天津市艺术职业学院。· 时隔三年推出第二章《三角符文》(Deltarune)新作今